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忧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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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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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九日,自江宁渡江。先是浦口刘大山过余,要与同入燕;余以赀用不给,未能行。至是徐位三与其弟文虎来送;少顷,郭汉瞻、吴佑咸两人亦至。至江宁闸登舟,距家数十步耳。舟中揖别诸友;而徐氏兄弟,复送至武定桥,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风顺,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即同行。而江宁郑滂若适在大山家。滂若自言有黄白之术,告我曰:“吾子冒暑远行,欲卖文以养亲,举世悠悠,讵有能知子者?使吾术若成,吾子何忧贫乎?”余笑而颔之。
明日,宿旦子冈。甫行数里,见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门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犬鸣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一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
明日抵滁州境,过朱龙桥——即卢尚书、祖将军破李自成处,慨然有驰驱当世之志。过关山,遇宿松朱字绿、怀宁咎元彦从陕西来。别三年矣!相见则欢甚,徒行携手,至道旁人家纵谈,村民皆来环听,良久别去。
过磨盘山,山势峻峭,重叠盘曲,故名;为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铺,定远境也。明日宿黄泥冈,凤阳境也。途中遇太平蔡极生自北来。薄暮,余告圉人:“数日皆苦热,行路者皆以夜,当及月明行也。”乃于三更启行。行四五里,见西北云起;少顷,布满空中,雷电大作,大雨如注,仓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湿。行至总铺,雨愈甚;遍叩逆旅主人门,皆不应。圉人于昏黑中寻一草棚,相与暂避其下。雨止,则天已明矣。道路皆水弥漫,不辨阡陌。私叹水利不修,天下无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无有以此为念者。
仰观云气甚佳:或如人,或如狮象,如山,如怪石,如树,倏忽万状。余尝谓看云宜夕阳,宜雨后,不知日出时看云亦佳也。是日仅行四十里,抵临淮;使人入城访朱鉴薛,值其他出。薄暮,独步城外。是时隍中荷花盛开,凉风微动,香气袭人,徘徊久之,乃抵旅舍主人宿。
明日渡淮。先是临淮有浮桥,往来者皆便之。及浮桥坏不修,操舟者颇因以为奸利。余既渡,欲登岸,有一人负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几堕。岸上数人来,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连城镇,灵壁县境也。
明日为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庄,宿州境也。屋舍湫隘,墙壁崩颓,门户皆不具。圉人与逆旅主人有故,因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过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颇作雨而竟不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钱不已。月明中行数十里,余患腹胀不能食,宿褚庄铺。
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岸。夜中过闵子乡,盖有闵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故乡也。徐宿间群山盘亘,风气完密;而徐州滨河,山川尤极雄壮,为东南藩蔽,后必有异人出焉。望戏马台,似有倾圮。昔苏子瞻知徐州,云:“戏马台可屯千人,与州为犄角。”然守徐当先守河也。是日热甚,既抵逆旅,饮水数升。顷之,雷声殷殷起,风雨骤至,凉生,渴乃止。是夜腹胀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已。
明日宿利国驿。忆余于己巳六月,与无锡刘言洁,自济南入燕,言洁体肥畏热,而羡余之能耐劳苦寒暑。距今仅六年,而余行役颇觉委顿。蹉跎荏苒,精力向衰,安能复驰驱当世!抚髀扼腕,不禁喟然而三叹也!
明日,宿滕县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邹县境曰东滩店。是日守孟子庙,入而瞻拜;欲登峄山,因热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上。往余过汶上,有吊古诗,失其稿,犹记两句云:“可怜鲁道游齐子,岂有孔门屈季孙!”余不复能记忆也。
明日,宿东阿之旧县。是日大雨,逆旅闻隔墙群饮拇战,未几喧且斗。余出观之,见两人皆大醉,相殴于淖中,泥涂满面不可识。两家之妻,各出为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饮,诚非无故。明日宿营茌平。又明日过高唐,宿腰站。自茌平以北,道路皆水弥漫,每日辄纡回行也。闻燕赵间水更甚,北行者皆患之。
二十六日,宿军城,夜梦裴媪。媪于余有恩而未之报,今岁二月,病卒于家;而余在江宁,不及视其含敛,中心时用为愧恨!盖自二月距今,入梦者屡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营任邱。二十九日,宿白沟。白沟者,昔宋与辽分界处也。七月初一日,宿良乡。是日过涿州,访方灵皋于舍馆,适灵皋往京师。在金陵时,日与灵皋相过从,今别四月矣,拟为信宿之谈而竟不果。及余在京师,而灵皋又已反涿,途中水阻,各纡道行,故相左。
盖自任邱以北,水泛溢,桥梁往往皆断,往来者乘舟,或数十里乃有陆。陆行或数里,或数十里,又乘舟。昔天启中,吾县左忠毅公为屯田御史,兴北方水利,仿佛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废不修,良可叹也!
初二日,至京师。芦沟桥及彰义门,俱有守者,执途人横索金钱,稍不称意,虽襆被欲俱取其税,盖榷关使者之所为也。涂人恐濡滞,甘出金钱以给之。惟徒行者得免。盖辇毂之下而为御人之事,或以为此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襆被书笈,为逻者所开视,尽湿,涂泥被体。抵宗伯张公邸第。盖余之入京师,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于灯执笔,书其大略如此。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入,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