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译文一
夏季四月,(桓公)从宋国取得郜国大鼎,安放在太庙里,这样做不合礼制。
臧哀伯劝谏(桓公)说:“做国君的,应当发扬道德,阻塞邪恶,以(更好地)管理和监察百官;还怕有缺失的地方,所以发扬美德给子孙后代做示范。因此,太庙用茅草盖顶,大车上用蒲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加调料,饼食不用精粮,这是为了昭示节俭;礼服、礼帽、蔽膝、玉笏,腰带、裙衣、绑腿、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紞、纮、綖(等各式各样的带子和饰物),这是为了昭示等级制度;玉器垫儿、刀剑套、佩刀刀鞘上的饰物、束衣革带、飘带、旌旗饰品、马鞅,这是为了昭示(尊、卑)礼数;(在礼服上绣的)火、龙、黼、黻花纹,这是为了昭示文采;(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用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是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而并非虚设;(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各种铃铛)钖、鸾、和、铃,这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在旗帜上绘上(日、月、星)三辰,这是为了昭示光明。德(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俭约并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的,或增或减都要有节制。(所有这些,)都要形成典章制度,把它记录下来,并公开地发布出去,以此来管理监察百官,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惧,而不敢违规犯纪。现在泯灭道德而树立邪恶,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公开地展示给百官。(如果)百官也以此为榜样,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来自官员的邪恶;而官员丧失道德,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受贿呢?周武王攻灭殷商,把九鼎迁到雒邑,仁人义士中还有人非议他,更何况把表明违德乱礼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这可该对它怎么办呢?”桓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说:“臧孙达的后代大概会在鲁国世代享受爵禄吧!国君违礼,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规劝。”)
译文二
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放进太庙,这是不符合礼仪的。
臧哀伯规劝桓公说:“作百姓君主的人,要发扬德行,堵塞违礼的行为,以便监察百官,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黍稷、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祭祀的礼服、礼冠,蔽膝、大圭,腰带、裙子、绑腿、靴子、冠上的横簪、冠旁的填绳、系冠的带子、冠顶的盖版,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玉垫、刀饰、革带、带穗、旌旗上的飘带、马颈上的革带,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礼服上火形、龙形、斧形、弓形等花纹,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马铃、大小车铃、旗铃,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旌旗上画的日、月、星辰,是为了显示光明。所谓德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这才警戒畏惧,而不敢违反法度。现在君王毁灭德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百官都来效法,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官吏丧失德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武王打败殷商,将九鼎搬到王城,义士尚有批评他的,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又该怎么样呢?”桓公不听。
注释
郜(ɡào):国名,姬姓,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春秋时为宋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鼎: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宋:国名,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
大(tài)庙:即太庙,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
临照:管理和监察。临,统管,治理。照,察看。
令德:美德。令,美好。
清庙:即祖庙,因其肃穆清静,故称。
大路:也作“大辂”,即大车,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越(yuè)席: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越,通“括”,结。
大(tài)羹:即太羹,也作“泰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不致:指不调五味,不加各种作料。
粢(zī)食: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祭祀用作供品。粢,黍稷,泛指谷类粮食。不凿:不舂,这里指不精细加工。
衮(ɡǔn):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冕(miǎn):古代帝王、公卿、诸侯所戴的礼帽。黻(fú):通“韨”,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珽(tǐnɡ):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即玉笏(hù)。
带:指束在腰间的革带,皮带。裳(chánɡ):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幅: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犹如今天的绑腿。舄(xì):双底鞋,着地的一层为木底,这里泛指鞋子。
衡: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紞(dǎn):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tián)的带子。纮(hónɡ):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古人戴冠冕时,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再用纮挽住,系在簪子的两端。綎(yán):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以木板为干(ɡàn),外包黑色布帛。
藻率(lǜ):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外包熟皮,并绘有水藻形图案。鞞(bǐnɡ):刀剑套。鞛(běnɡ):佩刀刀鞘的饰物。
鞶(pán):绅带,又名“大带”,束衣用。厉:下垂的大带。或谓“鞶厉”:是一个词,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游: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缨:套在马胸部的革带,即马鞅。数:礼数。
火龙黼(fǔ)黻: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如火形者为“火”,如龙形者为“龙”,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黼”,黑青色相间如“亚”形者为“黻”。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比象: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
钖(yánɡ)鸾和铃: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系在马额头上的叫“钖”,系在马嚼子上的叫“鸾”,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铃”。
三辰:指日、月、星。旂(qí):旗面绘有龙形图案,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
登降:增减。登为增,降为减。有数:指有节度、节制。(注意此处的“数”字与上文“昭其数也”句的“数”字在词义上的区别。)
象:同“像”,法式,式样,这里是榜样的意思。
章:明显。与下文“章孰甚焉”句之“章”义同。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用以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成为传国之宝。
雒(luò)邑:也作“洛邑”,东周都城所在,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其故地见《周郑交质》一文的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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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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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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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