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一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第三是教化万民。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以大德行立于世上。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尤其殷勤。
在殷纣王之时,大道逆乱,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臣下拼死进谏,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所以不这样做;委曲求全,以保存殷朝的祭祀,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这两条路,都有人行了。这样的作为,是保其贤明,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隐藏自己的谋略,在奴隶中间受凌辱。虽然卑微不得意,但也不肯乱来;虽然颓废失落,但忠心不熄灭。所以《易》上说:“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经改变,百姓已经走上正轨,就拿出大法《洪范》以传授圣人,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所以《书》说:“箕子归来作《洪范》。”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他顺应大道,教育感化俗人,德行无论大小,人群不论亲疏远近,光大殷朝的祭祀,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这是教化万民呢。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天地之变化,箕子独得其正气,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
唉!当周朝还没有建立,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殷商大臣比干已死,微子也已离去。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竟然自毙,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图谋保存殷朝,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谁能辅佐治理呢?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也许是有志于此么?
唐朝某年,建箕子庙于汲郡,岁岁祭祀,钦佩先生独自列入《易》卦象之中,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译文二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经”的要旨的时候,对他特别重视。
在殷纣王那时候,大道背弃,政治混乱,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确实是一种“仁”德,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确实也是一种“仁”德,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这两种办法,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故而在《易》中说;“箕子能做到韬晦。”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创立典章制度。故而在《书经》中说:“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洪范》。”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鲜,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远,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使外夷变为华夏,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变化发展,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道”,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
啊!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比干已经死掉,微子也已离去,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
唐朝的某一年,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逢年遇节便祭祀他。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易经》中的卦“象”,便写了这篇颂: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注释
①箕子:名胥余,商纣王叔父,因封在箕地,又称箕子。
②谟:谋划。范:法,原则。
③隤(tuí):跌倒。
④明夷:卦名,象征暗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
⑤彝(yí):常规。伦:人伦。
⑥《洪范》:相传为禹时的文献,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
⑦殄:灭绝。
⑧向使:如果。未稔:没成熟,没达到顶点。
⑨武庚:名禄父,纣王子。周武王灭商,封武庚以存殷祀。武王死,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
⑩颂文,即从“蒙难以正”至结束“继在后儒”处,《古文观止》未录“颂”。本百度百科版本按足本全录,作品选自《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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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杰出诗人、哲学家、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 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