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年岁又长了。我要上书玉帝,询问生我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功名富贵如懒残和尚所预言的那样。出生到现在这样,让人很惶恐羞愧。三十岁才成名已经算是晚了,况且自己还是个庸人,到现在还像寄身于人。想起那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土暮年,壮心不已”,自己又猛醒奋起。
就让我妄言胡说吧。如果碰到时机被重用,等到完成辅佐君王大业的那天,我将归隐故里。欣赏完歌舞散出钱财,购买尽各种名家奇书。在我百年之后,皇上赐我谥号,麻烦诸位当今的班范虞褚,奉旨为我写碑文传记吧。槐树的影子已落,不知道酒醒了吗。
注释
金缕曲:词牌名,又名“贺新郎”“乳燕飞”“金缕词”“金缕歌”等。一百十六字,上片五十七字,下片五十九字,各十句六仄韵。
丙午:即康熙五年(1666)。
马齿:马的牙齿随年龄而添换,看马齿可知马的年龄,故常以为谦词,借指自己的年龄。
天公:天帝。
投笺:上书意。笺,文体名,属奏记类。
懒残分芋:懒残是唐代和尚明瓒的别称。明瓒居衡山,性疏懒,常食众僧吃剩的饭菜,故时人称为懒残。他曾经煨芋给李泌吃,并说:“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
如斯:如此。
惶愧:惶恐羞愧。杀:用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极度。
坠地:落地,指出生。
悠悠:众人,常人意。
如寄:像寄身于人,不自主、不自立。
姑妄言之:姑且随便说说。语出《庄子·齐物论》“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
会:恰巧,适逢。遭逢:遇到、碰到。拂衣:提衣,振衣,表示某种感情。
致君:谓辅佐国君,使其成为圣明之主。
拂衣:振衣而去,谓归隐。归里:回故乡。
黄金:泛指钱财。就:完成。
异书:珍贵或罕见的书籍。
累:麻烦。
谥议:亦作“諡议”。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等死后,下礼官评议其生平事迹,依据谥法拟定谥号,奏请钦定,谓之“谥议”。
班范:指班固和范哗。虞褚:指虞世南和褚遂良。
微臣:卑贱之臣。常用作谦词。
奉敕:奉皇帝的命令。
末句一作“千载下,有生气”,或为丙午原作,“槐影落,酒醒未”当是作者晚年所自订。▲
康熙五年丙午(公元1666元),作者30岁生日填此自寿。是年,贞观在京师,以京兆试第二而任国史馆典籍,仅仅是七品的小官,这对于满怀经邦济世宏愿的诗人来说,实在是与愿望相去甚远,故当30岁生日时,借自寿而抒情写怀。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
顾贞观(1637-1714)清代文学家。原名华文,字远平、华峰,亦作华封,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四世孙。康熙五年举人,擢秘书院典籍。曾馆纳兰相国家,与相国子纳兰性德交契,康熙二十三年致仕,读书终老。贞观工诗文,词名尤著,著有《弹指词》、《积书岩集》等。顾贞观与陈维嵩、朱彝尊并称明末清初“词家三绝”,同时又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共享“京华三绝”之誉。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