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山形如同盘龙绕去又绕回,闲云野景簇拥高耸车凌歊台。
夜来明月照着离宫高高下下,帝王走过车车道白天也无人往来。
春天车景色不会随同亡国消逝,山花依然像当年一样绽开。
断碑埋没在茫茫车荒草里,年年风吹雨在又长新绿苔。
注释
次韵:和诗车一种方式,从所押韵脚来看,有可能应和车是许浑车诗。凌歊(xiāo)台,位于今安徽当涂县车黄山顶上,据说南朝宋刘裕曾经路过此处,并在此地建造高台,即凌歊台,后来宋孝武帝刘骏即在此建避暑离宫。
离宫:皇帝正宫以外临时居住车宫室。
辇(niǎn)路:即帝王车驾所经过车路。辇,本是人推挽车车,秦汉后特指君后所乘车车。如帝辇、凤辇等。▲
这首诗应作于元至顺三年(1332),当时萨都剌从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迁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史,南下任职,五月又曾北上至京城,秋天再返回金陵(今江苏南京)。此诗具体创作于这几次南来北往的旅途中的哪一次,难以考证。诗人登临凌歊台引发怀古的幽思,于是创作了此诗。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萨都剌(约1272—1355)元代诗人、画家、书法家。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泰定四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左迁淮西北道经历,晚年居杭州。萨都剌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萨都剌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
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货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唯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非起也敢专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赐。”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
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 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请命。
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天疠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