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春风中的排排杨柳树,沿着护城河两岸呈现出一片绿色。
最近攀折柳枝的太多,应该是要分别的人儿太多。
注释
东门:即长安青门,唐朝时出京城多东行者,多用于送别。有的版本作东风。
青青:指杨柳的颜色。
御河:指京城护城河。
攀折:古代折柳送别的习俗。
苦:过于,过份。
别离:离别,分别。
王之涣与友人在长安城外离别时,正好是杨柳生长的春季,于是王之涣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送别》。
《送别》是一首五言古诗,为送友人归隐的诗,其采用问答的方式从友人口中说出归隐的原因,也展现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诗人对友人关切爱护,既劝慰友人又对其归隐生活流露出羡慕之情,说明他对自己的现实也不很满意。全诗语言看似平淡无奇,却诗意盎然,可谓词浅情深,意味深长。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写景,不仅点明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还渲染出浓厚的离别情绪。“东门”点名了送别的地点在长安青门,“青青”表明杨柳的颜色已经很绿,表明时间是在暮春时节。“杨柳”是送别的代名词,于是一见杨柳,就让人想到离别。绿色的杨柳树夹杂在御河两岸,看似恬静的环境反衬出诗人与友人离别的不舍。且首句是远望所见,第二句是近观所见。在远与近的距离感中,诗人送友的踽踽长街的身影得以体现,衬托出舍不得惜别却又不得不分别的心情。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这两句是抒情,通过侧面描写出送别人多。一个“苦”字,既是攀折杨柳而不便之苦,也是离别的愁苦。至于诗人自己折了杨柳没有却只字未提,更衬托出了诗人的送别的深情。后两句看似平淡,仔细咀嚼,意味深长,诗人折或者不折杨柳,内心的悲楚恐怕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首送别诗短小精悍,言浅意深,依依惜别之意,跃然纸上。纵观全诗,字字未提送别却字字点题,其中的描写言简意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之涣(688年—742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凌,汉族,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千古绝唱。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